映象新闻

同时，惩治执法司法腐败的力度和效能日益彰显，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岗位和环节的程序性制约监督制度和权力运行体系不断完善。

以法治保障人格权、人身权、财产权，维护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以法治巩固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激发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与时俱进，有力保障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比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味着把法治贯通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必然推动法治覆盖更加全面、实践形态更加多样。改革开放后，基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党确立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主张。

法治通过实施公开、稳定的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对各种利益关系予以保护、规范和调整，从而稳定社会成员预期、维护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秩序，为现代化提供牢固基础、持久动力和广阔空间。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民法典》生效以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主要针对法院的审判实践，在方法论上指导法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具体裁判的说理过程，从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但是赞同者坚持只要承认社会，就无法否认公共道德，就必须以法律束缚为代价。现代的希望一直是试图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道德。所谓的公平不是法院和稀泥的工具，不是谁闹谁有理，死了就一定要赔偿，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的轨道上判断公平的问题。例如，我国《民法典》没有规定隔代探望权，但是案件层出不穷。

理由是杨某的劝烟行为彰显了文明的价值，如果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会导致普通民众不敢实施有利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在重庆发生的一则案件中，儿子自杀身亡，祖父母要求探望孙子，儿媳不同意。

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柔性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公布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件中，有一部分案件法院直接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裁判说理或者填补法律漏洞，有一部分案件法院并没有直接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认为法院通过具体的判决弘扬了，也就是形塑了某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谓柔性治理就是执政党、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运用非强制性手段，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以人为中心进行治理的过程和活动。于是，法律的意义凸显出来。

如果说费孝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是对中国未来社会状况的一种预测，那么在当下陌生人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法律的道德形塑功能并不是要通过法律创造出一个社会所没有的，或者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道德观念，而是通过法律强化一个社会应该拥有的道德观念。问题在于，上述手段只是寄希望于通过道德强化道德，但是在陌生人社会中单凭道德已经无法实现上述功能。探讨陌生人社会中法律的道德形塑功能，对于正确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治建设的影响逐步加深，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民法典》的第一条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为立法目的。现代化的进程摧毁了熟人社会产生的基础，也摧毁了熟人社会中以传统道德体系为核心的价值基础。

这种道德不仅是程序性的，而且应该对道德异乡人，即隶属于不同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具有约束力。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法院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友善等价值，通过对《民法典》第八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的解释，认为支持祖父母探望孙子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判决祖父母有权探望，儿媳有配合的义务。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如果将眼光扩展到民事领域，我们会发现法律的道德形塑功能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这种观点在中国有特别适合生长的土壤。为了解决陌生人社会中道德秩序的空心化问题，有学者提出了运用柔性社会治理的手段重新发现和建构道德共同体、建构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以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人口开始大幅度流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陌生人社会。

由于上述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对同性恋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而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社会一致公认的原则，这使得道德的法律强制在西方社会无法取得共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进入专题： 陌生人社会 道德形塑 。

赞同者认为，社会即观念共同体，如无缝之网，损害必不可少之公共道德有可能导致共同体走向瓦解，如果承认公共道德对社会是必要的，就必须支持运用法律强制维系公共道德。道德异乡人所创立的大规模的社会无法成为这样一个共同体：人们在其中找到道德生活的充分意义，理解真正的团结，或超越无内容的个体主义的紊乱性。

将近80年前，费孝通就非常清晰地指出：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如果说在熟人社会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而且道德可以解决很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

当商品交换出现后，人们在交换中体现你我之分权利意识开始明晰，而由商品交换引发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更使人们对权利趋之若鹜，权利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可以说依法治国是它们的唯一选项。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自觉。更吊诡的是，有人对国家的扶持甘之如饴，坦然受之，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进而挑精拣肥、啧有烦言，这非但不能增加人们的道德素养，恐怕还有养痈贻患之后果。

二、道德和权利的根本性 如上所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的保护，更专门地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中恶的对立的解决，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的惩罚或处理。[8] 这里只是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着重于在人们的经济关系中如何处理好人们的权利关系。

法治只是手段,只是工具,如果我们不能深谙法治背后的主导力量,不能制定出深合道的规范的法律,这样的依法治国可能只是形式化的。[10] 详细分析参见方宇军著：《经济学的新思维》。

另则，道德与权利作为对立物，二者互相会影响对方，在人们的道德行为中会有权利的计较，在权利行为中会有道德的考虑。在一般意义上，道德和权利自身建设得好，恶的对立较少出现，会减轻法律的负担。

不仅因生产力的进步而使物质财富持续地加增，而且因对大自然的把握越来越解放自己。在获取权利的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道德也需要权利的支持，再高尚的道德，没有权利（物质财富）的支持，是不可能持久的。当道德遭到凌辱，权利受到侵害，是不是需要一种力量来制止这种凌辱、避免这种侵害，维护道德和权利的正常行使？答案是肯定的。

同时我们还要明确，只有当道德和权利处于恶的对立时，才是法律的用武之地。在这个道德建树的过程中，既要因应人性的内在需要，又要适应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既要有理论上的论证，又要有现实的可行性。

还有，不能用有关道德的法律法规去处理有关权利的案件，也不能用有关权利的法律法规去处理有关道德的案件，否则，也不能实现法律的公正性。如因道德甘愿付出，那就是高尚。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二恶的对立。如为个人权利而斗争，那只是平凡。